從母親到外遇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餘光中

　　內地是母親，臺灣是妻子，香港是情人，歐洲是外遇。我對朋友這麼說過。
　　內地是母親，不用多說，燒我成灰，我的漢魂唐魄仍然索繞著那一片後土。那無窮無盡的故國，四海漂泊的龍族，叫她做內地，壯大登高叫她做九州。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。不但是那片後土。還有那上面正走著的、那下面早歇下的，所有龍族。還有幾千年來還沒有演完的歷史，和用了幾千年似乎要不夠用了的文化。我離開她時才二十一歲，再還鄉時已六十四了：掉頭一去是風吹黑髮，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。”長江斷奶之痛，曆四十三年。這些年來，我所以在詩中狂呼著、低囈著中國，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，被西潮卷走。
　　臺灣是妻子，因為我在這島上從男友變成丈夫再變成父親，從青澀的講師變成老教授，從投稿的“新秀”變成寫序的前輩，已經度過了大半生。幾乎是半個世紀以前，我從廈門經香港來到臺灣，像下跳棋一般跳了三島，就以臺北為家定居下來了。其間雖然也去了美國五年，香港十年，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臺北，而次之的正是高雄。我的《雙城記》不在巴黎、倫敦，而在臺北、高雄。一灣淺淺的海峽，像一柄無情的藍刀，把我的生命剖成兩半，無論我寫了多少懷鄉的詩，也難以將傷口縫合。母親與妻子之間不時有爭辯，夾在中間的亦子亦夫，最感到傷心。我究竟是人子呢還是人夫，有時實在難以兩全。無論在內地、香港、南洋或是在國際，我久已被稱為臺灣作家。我當然是臺灣作家，也是廣義的臺灣人，臺灣的禍福榮辱都必須共承。但是我同時也是，而且早就是，中國人：中國的河山、人民、文化、歷史，都是我與生俱來的“家當”，中國的禍福榮
辱都是我無可遮掩的“胎記”。然而在今日的臺灣，在某些場合，對某些人說來，要做中國人，簡直就負有“原罪”。這矛盾說來話長。我只有一個天真的希望：”莫為五十年的政治，拋棄五千年的文化”。
　　香港是情人，因為我和她有十二年的緣份。初見她時，我才二十一歲，是內地的流亡學生，一年後便東渡臺灣。再見她時，我已中年，成了中文大學的教授，而她，風華絕代，正當驚豔的盛時。我為她寫了不少詩，和更多的美文，害得臺灣的朋友豔羨之余紛紛西遊，去當場求證。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“後期”創作的盛時，加上當時學府的同道多為文苑的知己，而弟子之中新秀輩出，乃成沙田文風。
　　香港是一個國際氣派的通都大邑，不但東西對比、左右共存，而且南北互通。城鄉兼勝。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。觀光客大半目炫於她的鬧市，而無視於她的郊野美景。我一直慶倖能在香港最繁華的歲月去沙田任教。慶倖我教的大學坐擁山海之勝，自由的學風、安靜的校園。讓我能在文革的喧囂之外，登上內地後門口這一座?象牙塔，定定心心寫了好幾本書，於是我這“臺灣作家”竟然留下了香港時期。
　　至於歐洲成為外遇，則在將老未老、已晡未暮的敏感之年。我初踐歐洲，是由英國入境。已經四十八歲了。至於步上巴黎街頭，更是五十之年，不但心情有點遲暮，而且偏偏又是獨遊。歐洲，當然早已“遲暮”，不過依然十分“美人”，也許正因為遲暮，美豔更教人憐。而且同屬遲暮，也因文化不同，而有風格差異。例如倫敦，成熟之中仍不失端莊，至於巴黎，則不僅風韻猶存。更透出幾分撩人的明豔。大致說來，北歐的城市比較秀雅，南歐的則比較濃麗，這當然跟宗教、藝術、氣候等也有關係。甚至中歐、東歐的小國，無論目前如何弱小、“落後”，其傳統建築，例如宮殿與教堂之類，比起現代的暴發都市來，仍然大家風範，耐看得多。詩人愛倫坡說得好：“你女神的風姿已招我回鄉，回到昨日希臘的光榮，和往昔羅馬的盛況。”一切美景，若具歷史的聯想與文化的意義，就不僅令人興奮。更使人低回，富於餘味。何況歐洲的文化不僅悠久，而且多元，“外遇”的滋味遠非美國的單調、淺顯可比。美國再富，總不好意思在波多馬克河邊蓋一座宮殿或古堡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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