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一章：千年一叹(1)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陈晋 

　　上个世纪40年代，一位国统区的记者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，发现毛泽东有一个同其他领导人很不一样的地方。
　　他说: 毛泽东“并不是那种一谈政治报告，便将自己的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”。
　　他的结论是: 毛泽东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共产党的行动家”。
　　读过毛泽东著述的人，常常会生出这样的感慨: 
现代历史如果没有把毛泽东铸造为革命家和政治领袖，除了写诗，他完全还可能是一位卓有创见的文人学者，是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章家。他依然会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独特的地位。
　　诗人政治家的另一面，本来就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。
　　 　　比如，1969年6月3日那天深夜，他在武汉住所读《南史·陈庆之传》，写的是：“再读此传，为之神往。”
　　周秦汉唐，宋元明清，五千年中国文明史演出的雄壮活剧，确实动人心魄，令人神往。
　　星河耿耿，银汉迢迢。远逝的历史烽烟，早已化作了一个民族的记忆。
　　千回百转，千淘万漉。在记忆的河流中，奔涌的应该是历史的兴衰，民族的悲欢，还有那经验和智慧泛起的不尽浪花。
　　军事家毛泽东，是这些浪花最充实的拥有者。
　　大诗人毛泽东，是这些浪花最执著的观赏者。
　　革命家毛泽东，是这些浪花最勇敢的批判者。
　　思想家毛泽东，是这些浪花最深刻的辨析者。
　　到了晚年，毛泽东重又上溯到烟波浩淼、浪峰叠涌的历史河道里去游泳了。他的目光穿越遥远的时空，投向若近若远的千年烟尘，还有整个人类历史的风风雨雨。
　　令人深思的是，进入他胸怀视野的，大都是志大才高而又命运多舛的悲剧性人物。
　　首先是唐朝文宗时期一个叫刘（fn）的人。
　　当时，宦官专权，朝中许多官员都不敢说话，而进士出身的小官刘，却四处宣传自己翦除宦官的主张。唐文宗举行“贤良方正”科考时，他写了洋洋五千言的对策，直斥朝政，说“宫闱将变，社稷将危”，并提出了一系列削弱宦官势力的办法。
　　连考官都害怕了，不敢录取他。但被录取的人当中，有人上书唐文宗，宁愿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，也不愿让国家失掉一个人才。
　　唐文宗也是个怕宦官的人，竟没有采纳。最终，刘遭宦官迫害，屈死他乡。
　　毛泽东读《旧唐书·刘传》时，特意在刘所写的对策开头处，批了三个字：“起特奇”。
　　似乎言犹未尽，又写一诗—
 第二十一章：千年一叹(2)陈晋 

　　作为诗人，毛泽东没有把屈原作为诗国的太阳来称颂，而是一个政治家在品评另一个没有展其才志的政治家。
　　 　　让毛泽东赋诗称颂的，还有一个汉初的贾谊。
　　毛泽东十分欣赏贾谊的《治安策》。1958年，他把这篇凝聚治国智慧的策论推荐给一些高级干部阅读，还说里面有一股“颇好的气氛”。
　　贾谊二十多岁就当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。史载他任博士期间，每当皇帝下诏令交付讨论时，老博士们都说不出所以然，独贾谊能“尽为之对”。汉文帝曾想让贾谊做手握重权的公卿，但遭到一帮贵族大臣的反对和排挤，被贬为长沙王太傅。路过湘江的时候，贾谊遥想当年屈原被贬来此的情境，写了有名的《吊屈原赋》。接下来又被派为汉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揖的太傅，可惜刘揖骑马坠落而死，弄得贾谊自为无状，在自责中忧郁早亡。
　　天才短命。毛泽东为之动容。
　　他连写《七绝·贾谊》和《七律·咏贾谊》两诗，予以评说—
　　胸罗文章兵百万，胆照华国树千台。
　　 　　在毛泽东看来，留下《过秦论》和《吊屈原赋》的贾谊，不仅是一个见识深邃的历史学家和文采超拔的文学家，还是居安思危、见微知著和富有远见的改革家。贾谊的《治安策》和《论积贮疏》，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略，其改革胆识光照华国。
　第二十一章：千年一叹(3)陈晋 

　　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，或许有些绝对。但基本事实如此。
　　权威的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》记载：从战国到清代2300多年的时间里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大小战争就有1800多次。
　　如果一场战争平均打一年，那就占了1800多年，何况有的战争常常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。
　　 　　“相砍”的结果是，一些阶级胜利了，一些阶级消灭了，这就是历史，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。
　　这是毛泽东阐发的有名的历史观。
　　然而，在青灯黄卷之下虚掷生命的古代读书人，有多少是这样看待历史的呢？
　　毛泽东发现，岁月在史书的编排中失去了真实。一代一代的修史，一代一代的读史，重复着宫闱演变，重复着帝业兴衰，重复着隐恶扬善，重复着偏见与不公。
　　一部漫长的二十四史，遍布毛泽东的怀疑和诘问。
　　他要向历史挑战了。
　　是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创造历史，还是被正统史书所不容的盗跖、庄、陈胜、吴广这些揭竿造反的奴隶和底层的民众创造历史？
　　毛泽东的答案是：一部二十四史的风流人物，应该从这些“奋起挥黄钺”的底层造反者说起。
　　这与中国革命的经历和毛泽东自身的作为是吻合的。
　　毛泽东把历史进步的最高法则，归于人民：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。”
　　毛泽东把最高的赞美和最炽烈的虔诚，献给了人民：“六亿神州尽舜尧。”
　　 　　这两个派别的分歧，主要在重礼治还是重法治，重怀柔还是重权威，重王道还是求霸道，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。孔夫子与秦始皇两个人分别是这两方面的代表。而孔夫子的代表性主要在思想礼仪方面，秦始皇的代表性主要在实践功业方面。
          第二十一章：千年一叹(4)  陈晋
   　　毛泽东为什么喜欢秦始皇？
　　诗里说得明显：“百代都行秦政法”。所谓“秦政法”，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废除了“封建制”，改成“郡县制”，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，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，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。唐代的柳宗元为此专门写了篇《封建论》，称赞秦始皇的这个改革。
　　从根源上讲，秦始皇的形象，则是那些儒生们弄坏的。原因是他发动过“焚书”和“坑儒”的事件。这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说，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正是儒生们的言论，让秦始皇成了“暴君”的典型。
　　对此，毛泽东认为是件值得“商量”的事情。怎样商量，诗里没有说。想其理由，不外一些儒生咎由自取，因为战国末期，方士吃香，不少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儿，竟把秦始皇也骗了几回。而事实上，坑了几百个儒生后，秦始皇的政府机构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儒生。所谓“焚书”，因涉及中国统一后的“思想去向”，主要烧的是六国官书之类，汉兴之后，学统并未中断。这些，近世史家多有辨析。
　　“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，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，都是法家。这些人主张法制，犯了法就杀头，主张厚今薄古。儒家满口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主张厚古薄今，开倒车的。”—毛泽东如是说。
　　毛泽东是革命家，是强调厚今薄古、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。他的思想深处，倾向法家一些。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。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，或许同他着意要“除旧布新”的现实考虑有关。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。
　 　　一位现代政治家的最后一首诗，竟是评价老去千年却遗风百代的两位历史人物。
　　千秋一阕，刻写历史，字字思索。
　　千年一叹，厚今薄古，声声不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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